作者：李宏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将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保障，助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做到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不断的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_2.5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立方米降低到2023年的30微克/立方米，降幅56%，PM_2.5年均浓度连续4年达标。2023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89.4%，较2012年提升27.8个百分点。

  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我们党历来格外的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世界资源和保护自然环境确立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强大合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深入开展，有力推动了地方党委和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的实施，推动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

  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不断健全。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各级政府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全方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先后出台，构建起系统全面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100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初步形成了覆盖全面、务实管用、严格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良好格局逐步形成。近年来，各地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取得很明显的成效，但仍有部分地区生态系统受损退化问题突出、历史欠账较多，生态环境治理任务量大面广，需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行动计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关于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先后出台，不断激发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多元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行动体系基本建立。

  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区域ECO退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科学把握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需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以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

  《决定》对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作出专门部署，从系统统筹、协同治理、空间管控等方面入手，强化生态环境的统一监管和能力建设，为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落实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任务，以适应生态环境保护新需求，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更高期待和要求，必须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逐渐完备责任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市场体系、法律和法规政策体系，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一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形成上下联动良好局面。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一定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从根本上确保责任落实到位。要强化主体责任，加快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细化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考核的具体举措。

  二是强化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系，确保各项制度有效执行。建立常态化生态环境行政监督制度、完善环境资源审计监督、完善问责机制。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舆情研判机制，畅通公众参与渠道。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热情参加社会监督，发挥行业协会商会桥梁与纽带作用，促进行业自律。强化对企业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的监督，通过搭建监测数据平台、对标国际标准完善生态环境信用评估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将企业环境信用与金融支持、税收优惠相结合。

  三是推进生态环境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政策协同。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打好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组合拳”：强化税收政策支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完善征收体系；考虑企业能耗、环保绩效水平，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全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合乎条件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投入，探索区域性环保建设项目金融支持模式。

  四是完善法律和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生态环境法治保障。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以绿色司法推动生态建设。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加大对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强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工作，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持续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立法，逐步推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立法工作。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